废塑料白色污染问题如何解决一直是个难题。2019年7月1日上海实施垃圾分类以来，全国各城市垃圾分类不断推进，但对于降解塑料，存在辨别真伪难、分类收集难、分别处置更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十分急迫。
降解塑料并非瞬间消失，所谓降解，是指在工业堆肥条件下，6个月可有90%以上成分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欧盟塑料协会EUBP应对的措施是，在2023年底之前，让工业可堆肥塑料进入专业处理厂。
中国城市垃圾管理能否广泛建立工业堆肥塑料处理厂，值得探讨。可堆肥塑料属于可生物降解塑料中的一类，它能够在较低温度的家用堆肥系统或较高温度的工业堆肥设施中分解，但并非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可以完全降解。堆肥塑料主要特点：其一，难以和普通塑料分类收集；其二，堆肥塑料和普通塑料只能共同进入相同的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处置，但中国尚没有单独处置堆肥塑料一次性用品的堆肥处理厂；其三，堆肥塑料价格高于普通塑料3-4倍。
不可忽视替代产品的可接受成本，单靠堆肥塑料仍面临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国家生物降解塑料标准的导向，应突出废塑料再生，塑料从使用到废弃的闭路循环，在自然循环的基础上再行降解。需要针对在自然环境下按需降解的合格替代产品确定质量保障、监督执法的控制指标。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倡导开展塑料污染防治顶层设计，启动综合整治行动，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塑料供应链。他认为，目前存在再生塑料供给不足、生态设计商业化进程缓慢、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低等问题。
加强循环再生的主力地位，增加对领先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李景虹建议，推动塑料产业链法规标准建设，突出生态设计的重要性；加快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清晰界定各方的责任，以生态设计指南规范和引导品牌商采用生态设计、贯彻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建立可量化可追踪的绿色塑料产品评价体系和标识标签制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相互理解与协作。
笔者认为，李景虹院士提出的生态设计指南规范和提高生态设计门槛是治理乱象的药方；降解塑料替代解决白色污染生态问题，不能简单以材料选择应对，而应代之以生态设计、环境效益把关、全生命周期评价、生态效应系统评价以数据说话。
生态设计最重要的是“一市一策”。从本城市垃圾分类和最终处置的能力和条件出发，聚焦塑料污染生态问题，真正把治理白色污染上升到生态文明高度，杜绝形式主义、浪费纳税人的钱，优选出适合本城市特点、质优成本可接受的降解塑料替代产品和有效治理塑料污染模式。
如香港特区政府先定降解标准。首先确定自身的垃圾处理方向（只有焚烧和填埋），然后权衡综合社会和环保效益，对一次性的、不易回收的和不易循环再造的塑料产品，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环保降解政策。香港特区政府对降解塑料的材料应用不作限制，只要能达标不同材料或技术都可接纳。
这种垃圾袋生产技术在香港地区已应用多年，结合绿色环保标志认证与持续的环保教育以及完善的法规，成果让人满意，并未出现由于应用自然降解技术而助长乱丢垃圾情况的发生。
全链条治理塑料污染，宜广开大门，笔者认为，分别解决不同生产环节、不同受纳环境、不同减污降碳目标的问题。降解塑料是塑料化工行业的一个分支，从材料创新角度考虑多，但对塑料革命、生态评估考虑少，需扩展视野、集成技术，真正把替代产品成本降下来，将碳耗降下来，把资源利用效率、生态评估效益提上去。这就需要为各种替代路线的产品提供鉴别真伪、评价优劣的平等条件。
客观世界需要更多类别生态塑料新产品，需要满足在自然环境如田地环境、海洋环境等不同降解需求，需要对微塑料危害和塑料残留物从山顶到海洋的生态影响能有效控制，真正把防治白色污染上升到保障公众健康的高度，实现对塑料残留物污染的精准防治。
笔者呼吁，实现传统塑料行业的绿色革命，需打破单一材料限制、开拓自然环境演变评价、全面借鉴国际绿色产品验证标准，形成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中国生态塑料系列创新成果。
当前生态塑料产业正在勇于创新、实践验证的道路上前行。期待生态塑料产业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为美丽中国、美丽城市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