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塑令时代的可降解
自诞生以来，塑料以优良性能以及低成本、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据统计，从1950年至2015年，人类已经生产了83亿吨塑料制品，而塑料在自然环境中一般需要200-700年能降解，大量废弃塑料的存在，已经极大程度的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健康。
2020年1月，中国发改委《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了禁塑限塑的时间点，到2020年，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禁塑令”时代正式到来，可降解塑料有望实现加速替代。
塑料是现代工业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但根据Our World in Data的统计，人类生产的塑料中有超过98%被填埋、遗弃或焚烧，仅有不到 2%被回收利用，这对于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据Science杂志统计，中国由于其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全球市场角色，废弃塑料量居全球第一，占比28%，这些废弃塑料不仅污染环境、危害健康，还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
早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爱尔兰、意大利等部分欧洲国家就已经开始出台各种类型的“限塑令”。美国也于2002年，推出了“限塑令”，要求各州必须制定生物可降解农用塑料使用计划，并于2009年立法推广可降解塑料。而我国也自2008年起就开始立法，有偿使用塑料购物袋，在限塑政策上与欧美国家接轨，此后，各国的“限塑令”逐渐升级为“禁塑令”。
“限塑令”主要采取了对塑料袋征税、有偿使用塑料袋等较温和且可选择的方式执行，本质上是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而“禁塑令”则不同，其适用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通过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等方式对传统塑料进行禁用。
需要注意的是，“限塑令”和“禁塑令”对可降解材料的影响完全不同，2011、2014、2017 年， 西欧国家推出“禁塑令”时，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当年出现大幅增长。相比之下，2012、2015、2016年，西欧国家推行“限塑令”时，当年的可降解塑料消费量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以西欧为鉴，我国此次推动的全国范围内的禁塑政策将拉动可降解塑料国内需求的增长。
淀粉基、PLA和PBAT是三大主流可降解材料，其中，淀粉基占全球可降解塑料品类产能的42%，PLA占 24%，PBAT占17%。
事实上，不同国家对于可降解塑料的选择是不同的。从细分产品在各地区的消费情况看，在西欧，淀粉化合物（通常是淀粉和共聚酯的混合物）占据可降解塑料主要市场，2017年市占率为70%。PLA和PLA共混物占比25%，其他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包括可生物降解的纤维素和纤维素二乙酸酯薄膜，占剩余的5%。而在亚洲和大洋洲，PLA 是主要的可生物降解聚合物，占2017年消费量的60%左右，淀粉化合物占消费量的24%，所有其他可生物降解的聚合物构成剩余的16%，在北美，PLA 占可生物降解聚合物消费量的67%。
造成这一产能布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淀粉基塑料在降解的过程中仅有淀粉得到降解，而 PE 等传统塑料颗粒仍然残留，从而影响环境。北美的可降解塑料发展要晚于西欧，淀粉基塑料的消费量一直不高，因发现欧洲重点发展的淀粉基塑料存在缺陷，转而重点发展 PLA。
未来几年，尤其是在泰国和中国，PLA的产能将大大增加，PBAT的产能也将显著增长，而中国和泰国将成为主要的活动中心，未来重点关注PLA和PBAT相关企业的情况。
全球可降解塑料企业数量较多，生产的产品种类也具有很大的差异化，市场分散度较高，CR5为39%，CR10为59%，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全球可降解塑料总产能达到 136.2万吨，但单家公司的产能都较小，大部分公司的产能都不足5万吨。
截止2019年，全球PLA产能最大的 Natureworks 公司的可降解塑料产能为15万吨，全球市占率为11.0%。淀粉基塑料产能最大的Novamont公司的可降解塑料产能为15万吨，全球市占率为 11.0%。全球PBAT产能最大的公司为BASF，目前产能为7.4万吨/年。我国PBAT材料产业化发展速度快，行业内企业集中度高。目前金发科技具备6万吨PBAT，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全球市占率为5.2%。
我国可降解塑料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产品种类齐全，2019 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能达到了61.7万吨，产能增速达到了37%，占全球总产能的45.3%。
其中，我国淀粉基塑料产能最大，达到了23.3万吨（占比37.7%），PBSA 的产能共计9 万吨（14.6%），PLA的产能共计8.5万吨（13.8%），PPC的产能共计8.1万吨（13.1%），PBS的产能共计5.5万吨（8.9%），PHA的产能共计3万吨（4.9%），PBAT的产能共计2万吨（3.2%）。